民族起源

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公元6世纪，雅隆部落首领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王（藏语音“赞普”）。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为“六牦牛”部的首领，在松赞干布以前已传20余世。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最初几代首领的母子连名中，还可以看到曾经历母系氏族阶段的痕迹 。

公元6世纪，山南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与邻部结成联盟并尊为盟主。当时，西藏境内另外还有“羊同”、“澎波”、“苏毗”、“工布”等10余族部，均已进入奴隶制社会。雅隆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

吐蕃时期

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

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  。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争战不已，竟持续了400来年。与此同时，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 [6]  。

宋元时期

从9世纪末开始，藏族内部矛盾逐步加深，藏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并形成“阿里王系”及（后藏）“亚泽”王系、（山南）“雅隆觉阿”王系和（前藏）“拉萨王系”等。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有时还常常为各自利益互相侵袭劫掠，大小战争频繁。

这一时期，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在宋金时代，藏族各地方政权又加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些地方首领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茶马互换”等藏、汉贸易有了较大发展。

1244年秋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加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初，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  。

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在西藏颁行。任用藏族僧俗担当从中央到地方高级官吏。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 。

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就今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而言，当时分归其中两个宣慰使司管辖——今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等地归乌斯藏宣慰司管辖；今昌都一带及那曲地区东部归朵甘宣慰司管辖。元朝在乌思藏等地清查户口，确立差役，征收赋税，建立驿站，派驻军队，镇守边疆。乌思藏宣慰司设在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下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并征收赋税。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 。

明清时期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 。

明朝没有沿用元朝的职官制度，而是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僧官封授制度。各地有代表性的政教首领人物，明朝均赐封以不同的名号，颁给他们印章和封浩，命其管理各自的地方，其职位的承袭须经皇帝批准，皆可直通名号于天子  。

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均封委当地的僧俗首领出任。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  。

清朝统一中国后，藏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清政府在中央设理藩院，负责西藏和蒙古地方事务。  并正式策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1653年）和班禅额尔德尼（1713年）。扶持了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黄教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1725年，清朝在西宁设置办事大臣，两年后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臣。1751年，清朝又在西藏设立了噶厦政府，政府中设四名噶伦，正式授权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政教合一的制度从此正式确立。 

1792年，清朝击退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次年，清政府在西藏颁行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区的官制、军制、边防、财政、司法、户口、差役和涉外事宜等，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确立了驻藏大臣监督办理西藏政务的职权。西北和西南的藏族地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这些地方各民族杂居，清朝政府分别命西宁办事大臣和四川总督直接统辖，管理方法仍沿用元、明土司制度，以后又在西南藏族地区推行了改土归流。

近现代

鸦片战争以后，西藏地区成了英、俄、法、日等国角逐的场所，1888年，英国侵略军发动对西藏隆吐山的武装进攻，西藏地方政府派遣藏军和英军展开激战；1904年，英国军队又侵占了西藏的江孜，西藏人民奋起反抗，由于敌强我弱，江孜保卫战失利，英军长驱直入，一度占领了拉萨。如《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拉萨条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  。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北京设有管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地方事务的专门行政机构。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蒙藏委员会，是年，建青海省。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