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罕丹津（公元1670年～1735年），男，蒙古族，号岱青和硕齐，元太祖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德后裔，岱青和硕齐为蒙古文封号，察罕也为蒙古文，意为白色，丹津取自藏传佛教术语。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嗣其父博硕克图济农之位，故亦称济农王或吉郎王，是青海黄河南和硕特蒙古第一位和硕亲王。

青海河南蒙古先民的主体为西蒙古厄鲁特部中的和硕特部，崇祯九年（1636年）由固始汗率众徙居青海后,部众分为左右两翼，其中八子驻牧青海，称为“青海八台吉”，八子中的第五子伊勒都齐即为河南县蒙古族的先祖。伊勒都齐有二子，长子罕都，次子达延博硕克图济农。顺治九年（1652年）博硕克图济农为加强对其部族的统治，占据水草丰美的河南地区，从青海海北率部南迁，历经十多年到达河南地区，并在这里定居下来，其政治和经济势力日渐强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博硕克图济农病逝，第三子察罕丹津嗣位，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诸蒙古台吉中地位显赫，领地除了青海还包括甘肃、四川的部分地区，成为清朝康雍年间和硕特部中的风云人物。

察罕丹津嗣位后，一方面积极改善与清廷的关系，以消除博硕克图济农统治时期给朝廷留下的不良影响，多方谋求取得朝廷的信任。先是遣使向清朝的地方官员表示诚意，随之又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进京觐见，被册封为多罗贝勒。另一方面他为迎合清政府“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巩固和硕特蒙古在藏区的统治地位，多次派人赴西藏，请德高望重的安多籍名僧嘉木样·阿旺尊哲建寺弘法。康熙五十年（1711年），拉卜楞寺正式动工兴建，察罕丹津在其辖区部落征集民夫及建材，建成80根柱子的大经堂和内殿，使拉卜楞寺初具规模。嘉木样本人在宗教上的造诣、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也让各地蒙藏僧人对拉卜楞寺趋之若鹜，使得拉卜楞寺高僧云集，必须要向外扩充寺院，扩展教区，才能满足拉卜楞寺宗教和政治发展的需求。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察罕丹津进京朝觐，为嘉木样请求封号。次年，康熙帝封嘉木样为“护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赐金敕金印，准穿黄马褂，为拉卜楞寺发展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院之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为察罕丹津扩大势力范围和政治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拉卜楞寺的建立，既迎合了清廷的政策, 也提高了察罕丹津的政治地位。就在迎请嘉木样返乡建寺的同时，藏王拉藏汗和第巴桑杰嘉措争夺西藏地方统治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势力强雄的拉藏汗杀死桑杰嘉措，奏报清廷废除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阿旺益希嘉措为新达赖。此事招致以三大寺为首的上层僧侣和西藏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从仓央嘉措写的一首情歌：“羽毛洁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处的地方，到理塘去去就回”中得到启示，于是他们就在理塘寻找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结果找到了一个名叫格桑嘉措的儿童。青海和硕特部蒙古遵循以三大寺为主的宗教上层的意愿，以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为首，迎回三大寺认可的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察罕丹津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奏：“理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其从前班禅呼图克图及拉藏汗提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拉藏汗闻此消息后，欲捕害理塘的格桑嘉措，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遂与拉藏汗反目，并立即采取了对格桑嘉措的种种保护措施。清廷派侍卫阿齐图等人前往，试图迎接格桑嘉措入京师，察罕丹津等一再迁延送格桑嘉措赴京。鉴于此情况，清廷于西宁、四川、松潘备兵，随时准备追剿，在政治压力和军事威慑下，察罕丹津同意清廷安排，将格桑嘉措先移往青海塔尔寺。察罕丹津保护新达赖的举动，博得蒙藏群众的信任。加之听从朝廷命令，清廷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晋封其为多罗郡王。

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以青海诸王公历年效忠朝廷之事绩，各有加封，察罕丹津晋封为和硕特亲王。同年七月，罗卜藏丹津叛乱，察罕丹津坚决反对，在与叛军相持不敌后，率妻子及所属一百余人退往河州(今甘肃临夏)，后又突围到兰州。次年，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随之颁布《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将青海蒙古收为内藩，仿照内蒙古扎萨克制度，统一编旗划界。黄河南蒙古被划分为四旗，即和硕特前首旗、南左中旗、南右中旗和土尔扈特南前旗，察罕丹津领前首旗，世称亲王旗。7月，察罕丹津进京轮值，雍正帝亲授扎萨克，赏银一千两。按清制，扎萨克为世袭职衔。至此，察罕丹津成为青海蒙古中唯一有职有权，最有实力的执政亲王，到达其政治生涯的巅峰，奠定了传袭十世，历二百五十年的政治基业。

察罕丹津曾娶内吉、巴藏察干和准噶尔公主南吉卓玛三室。南吉卓玛天资聪慧、见识不凡，是亲王得力的助手，王府许多重大事务都由她协调处理。至今，在拉卜楞寺中还供奉着察罕丹津及王妃南吉卓玛、第二世亲王旺楚克及福晋艾克夏拉、第三世亲王旺丹多尔济帕兰木的灵塔，将俗人的骨灰灵塔供奉在寺院大经堂内，这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是空前绝后的。